獨家專訪〉AZ研發科學家吉爾伯特、格林,披露使用最廣新冠疫苗的祕辛

65天,從設計進入臨床,英國牛津大學疫苗團隊在2020年繳出漂亮成績單。至今,牛津/AZ疫苗已為全球供應26億劑次,是逐步解封的重要功臣。兩位關鍵推手接受《遠見雜誌》獨家越洋專訪,親自揭開研發AZ疫苗的幕後祕辛。

從第一款新冠肺炎疫苗獲得核准,一年多的時間以來,全球已施打超過100億劑的疫苗。這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疫苗施打計畫。

 

其中,由英國牛津大學研發、阿斯特捷利康(AZ)製藥公司合作生產的牛津/阿斯特捷利康疫苗(以下簡稱AZ疫苗),雖然不是最早獲得世界衛生組織(WHO)批准使用的一支,卻因易於儲存及非營利的價格優勢,成為全球使用範圍最廣的新冠肺炎疫苗。

 

國人接種AZ疫苗量,已超過1500萬劑次

在與印度、南韓等地合作生產下,AZ在疫情大流行期間,以成本價大力挹注疫苗給中低收入國家。在聯合國公平分配疫苗的「COVAX」計畫中,超過1.4億劑是AZ疫苗。這也是台灣最早施打的一款疫苗,在台接種劑次超過1500萬,是國人接種最多的新冠疫苗。

 

在暢銷著作《疫苗先鋒》(Vaxxers)中,兩名牛津團隊的科學家莎拉.吉爾伯特(Sarah Gilbert)與凱薩琳.格林(Catherine Green),不藏私地分享這一年多的緊湊經歷。同獲大英帝國勳章肯定的她們,不僅講述疫苗如何被設計、試驗及取得許可,也真誠分享支持自己馬不停蹄超時工作的使命感,以及在校區會見英國威廉王子(Prince William)的特別經驗。

當這番成就將科學家們從實驗室拉入媒體焦點,她們一方面苦澀地體會到,新聞標題如何以引人點閱、卻有些粗糙的方式,詮釋她們複雜的實驗結果;另一方面,也認知到科學家的作為需要被大眾理解,才能贏取信任。

 

身為真正研發這款疫苗的人,吉爾伯特與格林決定親口向所有已施打或不願施打的人解釋:

「是的,這是史上研發最快的疫苗之一,但不代表它比較不安全。他們知道這裡頭放了什麼,又可以為大眾的身體做些什麼。」

 

在《遠見》獨家越洋專訪中,她們更指出英國防疫政策可以向台灣學習的地方。以下為精華摘要:

《遠見雜誌》問(以下簡稱問):AZ疫苗研發是如何開始的?

吉爾伯特:身為對抗流行性疾病的疫苗研究者,我一直都相當關注前所未見的新病毒。因此,2020年初的新聞,便引起我的注意。大概在1月5日時,我們已決定要針對這個新型的冠狀病毒研發一款疫苗,即使還不確定是否會派上用場。

 

這可能只會是一個展示我們有快速應變能力的研究計畫。但如果真的有必要,我們就得立刻開始、全速前進。當然,最後確實派上了用場,所以,幸好我們開始得早。

格林:當時我們考慮到,要等待下訂製作的DNA序列送來、讓細胞製造(腺病毒),都各需要幾週時間。如果在這段期間病毒消失了,大可以就此打住,不再推進。不過,到了1月底時,疫情發展已讓校方非常嚴肅以待。我們與免疫學家、流行病學家、數學家等各部門同事,每週都舉行會議。我想,在英國,我們能行動得這麼快,是因為跨部門的共識與合作。

 

問:過往疫苗問世都要耗費數年以上,你們如何做到在一年內就完成研發,並獲得核可?

格林:首先,是我們擁有的(腺病毒載體)平台技術。經過長年的研究積累,我們對如何製作、測試疫苗的整個過程,都已經相當清楚。

 

在此之前,研發最快的,是1960年代推出的腮腺炎疫苗,而現在的科技已經比那時進展非常多。例如,我們透過網路,就立刻下載了武漢發現的病毒序列,實驗室的工作速度也快上許多。

另一點,是我們決定承擔財務上的風險。雖然我們對自己的疫苗很有信心,但並不知道它是否真能對抗這個病毒。所以,通常是等試驗結果出來後,才會開始生產疫苗。但這次我們先預設一切都會順利,很早就開始啟動生產。假使後來疫苗沒有效,我們就會浪費一大筆開銷。

 

吉爾伯特:在非疫情時期,通常的作法是先進行一期試驗,檢視數據結果。申請資金來進行第二期試驗,再分析結果。以此類推。

但這次,我們沒有任何停頓。我們預先計畫、部署,在一期試驗時,就做好一切準備與申請作業,所以一旦一期結果出爐,就可以立刻進入二期。這是相當耗費心力與金錢的。

格林:監管機關的反應也很及時。他們把新冠肺炎相關試驗排在審查的第一位,且逐條審查我們發去的每一份最新資訊,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等所有結果出爐才統一審查。這也是疫苗如此快速到位的一個因素。

 

產學合作模式,分擔風險又有效率

問:在研發疫苗中遭遇到哪些困難?資助疫苗開發的最有效方式是什麼?尤其在疫情爆發期間?

格林:我們從研發中東呼吸症(MERS)這種冠狀病毒感染症的疫苗中,累積寶貴經驗。從起步、生產到早期試驗,都知道怎麼進行。但要進展到全國,甚至全球範圍的第二、第三期試驗,物流就變得很複雜。

 

AZ公司加入後,我們也必須學習如何將技術轉移給他們,而且確保他們能維持相同的品質標準、將疫苗遞送到全世界。其中許多環節,是我們原本不知道該怎麼做的。

吉爾伯特:幸運的是,我們召集到一個龐大的團隊。其中許多是從實施社交限制的大學實驗室借來的其他研究團隊成員,因此,也可以說,疫情間接地為我們提供助益。

 

我想要更有效率地研發疫苗,就需要採取一個與現行相當不同的進路。過去,是由企業決定是否研發一款疫苗。企業有服務股東權益的責任,而疫苗大多賺不到什麼錢。再加上,如果感染潮沒有爆發,研發的疫苗就會虧一大筆錢。

「透過學界與企業合作,我們可以分擔這些風險,並讓整個過程更有效率。我期待,未來可以看見更多這樣的合作。」

 

另一個方式,是善用平台技術。我們可以用同一套程序,開發出不同的疫苗,這包括設計、製造方法、劑量計算與疫苗儲存,而不需要發明新的製程或建造新的工廠。

問:你們研判這場疫情何時會結束?許多人認為,全球性大流行正轉變為地區性流行病,能解讀成這場戰役接近終點了嗎?

格林:未來是無法預測的,我們無法回答什麼時候疫情會結束。而且,也不是說地方性流行病就很和緩。例如,瘧疾在許多國家屬於地區性流行病,但依然非常嚴重。所以,不該掉以輕心,認為大流行一旦轉為地區性疾病就沒問題了,因為顯然不是這樣的。

 

不過,與2020年初相比,我們對這項疾病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也更知道如何提供免疫力低落與未打疫苗者更好的治療。包括牛津在內的許多國際團隊,也持續針對新變種株研發疫苗,一旦有需求,就能派上用場。

吉爾伯特:隨著全球疫苗覆蓋率上升,我們看見重症與死亡數目都顯著下滑。雖然感染例依然很多,我們也仍然需要關注疫情發展,但與2020年相比,疫苗施打確實已經改變了我們的處境。

 

建立病毒偵測機制,比追求清零更重要

問:「清零」政策及「與病毒共存」的路線,哪一種比較合宜?我們該如何邁向與病毒共存的未來?

吉爾伯特:政府的挑戰,是要在前景未明的狀況下做出決策。如果當初疫情在中國受到控制,封城與盡可能抑制傳播,就會是正確的作法。但當它演變為全球大流行,就是全然不同的情境了。

 

早期控制做得很好的國家,死亡人數較少、要面對的問題也沒那麼嚴峻,但他們也必須接受變種病毒還是會在國內流傳的事實。所以,有些國家較早決定「與病毒共存」,有些國家可以較晚做出決定,這與疫情初期擴散的情況,有很大的關係。在英國,等到我們認知到危機,病毒已經擴散得相當廣了,要去抑制傳播已經太遲。

格林:當時歐洲在實施強硬的公衛限制上,有比較大的困難。但如果時光倒流,我們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,向其他作法學習。疫情剛爆發時,西方沒能讓大眾戴上口罩。但在早期就實施社交距離等非藥物性的干預措施,還是很有幫助。

 

也許,一開始就讓大家待在家裡,可以為往後幾週省下數十億元的經濟損失。例如,我們應該要能在疫情初始,就從台灣的經驗中學習。你們一開始就執行公衛限制措施,這為你們爭取了時間來等待疫苗。

現在,即使變種病毒擴散,感染者的症狀也不這麼嚴重。在美國死亡人數已超過90萬。在英國有超過15萬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喪生。這些數字原本可以更低。

 

吉爾伯特:與病毒共存,是人類自古以來的狀態。只是我們的科技通常能避免病毒占據上風,但也並非總是如此。因此,我想全球必須合作維持一個良好的偵測系統,並更加了解存在的各種病毒。

世上有許多偶爾也會感染人類的病毒,它們可能會在持續傳播中突變、進化,變得愈來愈善於在人類間傳播。

 

監測到初期的小規模爆發,並予以控制,非常重要。我們也需要針對時常感染人類的病毒進行研發,並備好疫苗,以便在早期爆發時便抑制它們。

問:人類可以從這次疫情中學到什麼?

格林:我想給出一個正面的答案。無論在實驗室內外的親身經歷,我們都看見許多人,以利他的精神協助彼此。很多人願意無償提供協助,不僅提供科學專業,也在社區幫助長者。並非每個人都是自私的。當情況艱難時,我們是能團結起來互助的。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點,並據此做出未來的決策。

 

莎拉.吉爾伯特

學歷:赫爾大學生物化學博士

經歷:牛津大學疫苗學教授、生物製藥公司「Vaccitech」共同創辦人

成就:2021年以科學及公共衛生貢獻獲頒大英帝國女爵勳章(DBE)

 

凱薩琳.格林

學歷:英國癌症研究基金會博士獎學金得主

經歷:牛津大學臨床生物製造機構主持人、威康人類遺傳學中心研究團隊主任

成就:2021年以科學及公共衛生貢獻獲頒大英帝國官佐勳章(OBE)

 

【文.傅莞淇】

【本文摘自遠見雜誌03月號;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:https://www.gvm.com.tw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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